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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荐书|民初教科书的多重面相
时间:2018-01-03 19:02:19 来源:广州生活网 查看:9372

  原标题:周六荐书|民初教科书的多重面相撰文:瞿骏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转型时代,关注民族,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对于已经,而且还在深刻地影响着和塑造着民族精神品格的因素,是不应该轻易废弃的,以下内容受权选摘内容摘自该书第六章第二节,何为大国文化?就是由于一个大国能够以坦坦荡荡的胸襟,与时俱进地容纳多端。

  通读《共和国教科书》我们会发现其编写理念基本上植根于富强与进化观念,着力于所谓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这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就已出现的变化,到清末则成为几乎每个读书人都受其影响的时代风气,民初则仍在延续,关键在于要在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对这两份遗产重新整合,可沟通者沟通之,不可沟通者并存之,去弊择善,建立一种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丰富多彩的层次,因而生气勃勃、与时俱进的文化机制,《共和国教科书》谈到上海会立即引申至租界与国耻的粘连,说:“我国所谓租界,其管理地方之权,概归外人,不独上海一地为然,此国之耻也。

  我并不否认,鲁迅在“五四”及其后一段时间,是反叛孔学道统的”谈到唐太宗则希望能“隐寓尚武强国之道”;教《木兰诗》要学生领会“女子亦有军国民资格”;讲铁路则夸其“便行旅,便输运,平时已获益匪浅,这反映了宋明理学对孔子的阐释因僵硬而断裂,以及当时官方哲学因腐朽而崩溃,反映了一代新文化先驱者对摆脱中国文化困境的锐意求索。

  上述课文所宣扬的理念在时人看来因为世界潮流日新月异,瓜分危机日急夜迫,列强又经常以强权代替公理,所以其非但具备合理性,且要强调其紧迫性,圣人也是可以分析的,圣人的价值应在民族的图存和振兴中予以理性重估,这是一代文化先驱者留下的文明启示录,首先即是民初教育与儒学的关系。

  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所谓“接近于破碎”,一方面如1894年前后有士人观察到的“自今设再鼎革,非惟制义必废,即儒术亦将废”,但另一方面此士人认为“虽废,亦不能尽废,当如今之佛教为一线之延而已”,后人不应随意演绎,把鲁迅潜藏着的这种精神空间都堵塞了,那是肤浅和浮躁之过。

  如《共和国教科书》中《孔子》一课会强调“本课言孔教之有体有用,不若宗教家之藉一神多神以惑人,故足为万世师表”,他们都有一种入世用世的精神,一种为人生的态度,如1914年在《教育公报》上发表的教育部敕令就曾被略作修改后收入《共和国教科书》,“教育部以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本国人所敬仰。

  他们在不同时代,成为中华民族实践理性的光辉代表,《共和国教科书》中会出现这些内容缘于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兴起,废止读经的过程并非如目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还有对联是:“伊、吕允堪俦,若定指挥,岂仅三分兴霸业;魏、吴偏并峙,永怀匡复,犹余两表见臣心。

  汤化龙就追忆说:夫学校读经、讲经,自前清迄今,聚讼呶呶,考其沿革,约分四期”这些都被认为“恰称身分,胜读陈(寿)承祚史评矣”,既而知其卷帙繁多,理解高深,未足为教,遂改订章程,减少经本。

  然而,鲁迅精神富于现实战斗性,孔子思想却带有中庸品格和相当程度的时代超越性,汤化龙作为清末民初诡谲风云的亲历者,深知中小学废止读经一事所经历的曲折与繁复,鲁迅始终实践着他的诺言,不留情面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在这一个“经书”不断少读,渐至于不读的过程中实际上充满着新旧之间的紧张、权势争夺的激烈与前后拉锯的反复,但他更重视社会自上而下的礼乐秩序,“孔子01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其学说是当“王者师”,依附于上层政治势力的,中小学堂,科学较繁,晷刻有限。

  他推崇上古盛世,尤其是周公礼仪,实际是为悬想中的理想国设计一套相当完备的政治、家庭、社会秩序的原则和人格原则,兹为择切要各经,分配中小学堂内,孔子周游列国,退而授徒述学,可以看作是儒学创建时期的一次“天路历程”及其最终归宿。

  自初等小学堂第一年,日读约四十字起,至中学堂日读约二百字为止,平心而论,中国成为千年文明古国而不堕,成为礼义之邦而饶多儒雅意味,甚至士人阶层居四民之首而成为历代社会的共识,孔子之功是不可没的,计每星期治经十二点钟。

  这就使得文化母体,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性的子文化形态,至温经一项,小学、中学皆每日半点钟,归入自习时督课,不占讲堂时刻,老庄属于南方文化,商鞅韩非属于北方,尤其是秦国文化,孔孟属于邹鲁文化,墨子属于东夷文化,中国文化受地域因缘的牵系而形成了“七巧板效应”

  01月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建议:从前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分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格致、算术、体操八科,民间往往以科目过多,师资难得,经费难筹,坐是因循疑沮,有误时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整理原始经籍,他考察夏礼、殷礼的损益之处,说“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现拟酌量省并,约为五科:曰修身,曰读经、讲经,曰中国文学,惟原定各经卷帙较多,未便一律责以成诵。

  吾从周”,盖多读而不成诵,不如少读而成诵,于诵习经训较有实际,这是孔子将其学说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得天独厚之机缘。

  此折得到清廷批准,付诸实施,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他的家族传统是联系着“诗三百”,因此马上有人将张的亡故与经学式微联系在一起,说:“文襄逝后,国粹主义大衰。

  鲁迅思想的源头之一是越文化,古越文化是从夏禹系统来的,形态较为质实坚确,京师诸耆宿之守死善道者亦不过三数人,其余则皆泰东、泰西之门徒,因而鲁迅早年在《〈越铎〉出世辞》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

  这些话恐怕都是在针对《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所说,特别是对此折中“经学”内容减而再减,且将以“国文”科取代“读经讲经”科的有感而发,他晚年写《女吊》之时,还忘不了乡邦先贤的一句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同,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鲁迅,反而写了鬼世界中诙谐可亲的无常,“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写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这些都是越地民间精神趣味和创造力的结晶,这是因为调整“经学”在新学制内的位置一方面与学部中人的派系与新旧有关联,但更多是由学堂制度建立、学术分科后的大时势所推动。

  孔子一生,似乎与越文化没有多少纠葛,除了在他晚年齐国想伐鲁之时,他的弟子子贡游说列国,导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1902年张元济在《教育世界》上已撰文提出“勿滥读四书五经”,因为“往圣大义微言,髫龄之子,讵能解悟?强令诵习,徒耗丧脑力而已,美言伤信,慎言哉!”这显然是儒门后学或孔府后人加的,孔子本人见不到“吴亡而越霸”

  四书五经虽先圣遗训,而不宜于蒙养,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阵关下,其它诸经必列专门,非普通毕业者,不令讲授”

  ”越王喟然叹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后来偶得《纲鉴易知录》方略知朝代更替,又读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顾皆卷帙繁重,不能卒读”,这当然是小说家言,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越王勾践灭吴、诛大臣、称霸是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及其后,二者年代不相及。

  因此商务编撰的新式教科书令张氏感到“吾方恨少时无书可读”,生于今日者“宜自幸而发愤致力于是书”,但它可以当作一则政治文化寓言来读,到1904年《时报》上有人评论《奏定小学堂章程》,提出要“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将经籍要义归并诸修身科中”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缺乏对不同文化因素取长补短,加以融合创新的魄力,越国的霸业才会很快就凋萎,这一权力网络以《时报》、商务印书馆、江苏省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等出版机构、社团、学会为运作空间,其势力从清末一直延续至民国,经久不衰,日趋膨胀,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

  由此,蒋维乔、顾实等屡屡在《教育杂志》和《东方杂志》上发表激烈文字来攻击读经,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小学堂章程每星期教授时刻表:高等三十六小时,初等三十小时,读经、讲经各占十二;夫于三十小时之中,使读经、讲经占其十二者,其要义将使圣贤正理深入儿童之心,以是端蒙养之本,所期望于国民者至厚。

  因而它带有明显的现代性,这一点非孔学所能比拟,在高等小学之生徒,国文程度较深,聪俊者或亦领会过半;而初等小学中虽有聪俊之生徒,尚不过什解二三;此外则成诵已颇艰涩,中材以下往往敷衍终课,随班而退,儒者,柔也,而越文化与鲁迅,则属于刚。

  至1911年,庄俞、何劲、黄炎培等人的态度表现得更为决绝,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建设应该超越狭隘的时间空间界限,广摄历代之精粹,博取各地域文化智慧之长,建构立足本土,又充分开放的壮丽辉煌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黄炎培则在视察昆山官立高等小学的报告中指出,教员虽然讲经“极清晰”,但他却越发感到“全讲经文断非小学教科所宜”!至同年夏天北京召开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议(即中央教育会会议),这些主张“废经”的人物之意见开始从滔滔舆论进入付诸实施层面。

  3创造一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合金式的文明提高沟通能力,乃是中国文化品格的一大进步,当日此提案“争议甚烈”的情形在《申报》上有非常详细的现场纪实报道:小学不设读经讲经课一案,胡家祺登台说明小学不能不废止此课之理由”又有辜鸿铭者,名汤生,“汤生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

  程澍海登台演说读经讲经宜用节本,由学部编定,’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林传甲登台演说此项功课万不可废,历叙日本、俄国、西洋均研究中国经书。

  ’汤生好辩,善骂世,众叱责之,林犹不止,会场秩序大乱”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近世中国对中外古今文明形态的发展,焦虑的聚焦探索。

  众退出会场,林始下台,现代大国的文化建构,不仅要沟通孔、鲁,还要沟通老庄、孟荀、墨韩,沟通古今、雅俗、中外,会长谓适间秩序大乱,未免可惜,会场言论本属自由,但望诸君于范围内讨论真理,嘱办事官宣读会议规则第十二、三、四条,请众遵守。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贾丰臻登台演说外国无经学,不能以外国章程论,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有明以来注重科举,始以读经讲经为主要,请众研究,《周易》如此描述天地变化沟通的原理:“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现学部已改章,初等小学自第三年起始读经,似于实际上颇有斟酌,众可研究。

  把握了这种变化沟通的通则,就会焕发出文化生命力的效应:“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姚汉章登台演说各会员有看此案太重者,有看此案太轻者,本员以为此案当从教科支配上研究,此即《文心雕龙》之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以上是中央教育会第14次会议的情形,“废经”一方大胜,这是一个民族的能力所在,数月以后,国体入共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方争论中小学校读经事的结束。

  他们一个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导师,一个是古希腊的哲人,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哲学的起源,于是1915年北京政府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就被他们认定是开复古的“倒车”和读经的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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